摘要：本文通过对源村丧事中迎客仪式的考察而将该仪式的发生过程作了描述；笔者认为丧事中的礼仪程式是一个意义的象征体系并有着其自身丰富的意蕴与内涵；礼仪程式的具体操演与实践具有传递村庄社会记忆的作用；仪式的作用不仅限于举行仪式的场合和当时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的延续；它可以渗透到参与和未参与的人群中且能够促进群体的认同感，有利于村庄社会的整合。

　　关键词：源村、丧事、仪式、社会记忆、社会整合

　　The Charisma of Local Culture ——a Study Based on Funeral Ritual of Meeting Guests in Yuan Village

　　Liu Yanwu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Rural Governace in Hu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430074)

　　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the funeral ritual of meeting guests in Yuan village,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ritual very detailed and deep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itual is a meaning symbol system, which has its own meaning and contents. The concrete performance and practice has the effect to transfer the village’s social memory. The effect of the ritual can not only affect us at the occasion as it performs, but also can extend its effect. It’s more important to concentrate its effect to the participant group and non-participant group, what’s more, it can promote the feeling of accepting of the groups. It is good for the village’s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Yuan country; funeral ritual; ritual; social memory; social integration

　　一 引言

　　郭于华在《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曾提到，仪式与象征，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一直处于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我们关注这一充满文化意义的人类创造与实践活动，实在是由于他们原本是人类思维与行动的本质体现然而却经常被视作当然甚至被视而不见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之中。[2]而王铭铭亦通过对闽南的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将村落仪式及相关信仰作为与官方文献和历史遗迹相对应的地方性“文化遗产”，从而对排他性的“经济理性”和现代“文明布道”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并且王铭铭通过村落仪式制度的分析，力图展示出一种具体的社区的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而这一类“文化遗产”，在对“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社会与文化的研究中，通常被视而不见，或被作为与“文明”、“现代”的新文化相对的“落后文化”而遭否弃。[3]笔者所要考察的丧事中的迎客仪式则正是被我们视作“落后”、“传统”的东西而将之排斥与弃遗的。特别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将之置放于一个具体的村落共同体中与并村庄社会记忆连结在一起进行考察则更不多见。但是正如刘铁梁对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的研究所得出的，村庄民众通过仪式活动所建立的象征性生活世界和共同确认的社会秩序观念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联。[1]因此，对仪式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村落中的仪式并不应被我们所忽视或视而不见，亦不应将之简单否弃。

　　丧事从农民个人来看，可以说是农民的私人生活，从参加丧事的人群与人群的地域来看，它又可以说是村庄的公共生活。丧事中仪式的举行既是一个私人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公众互动的场所。特别是对于在一个村落共同体中，丧事中的仪式所蕴涵的是农民的祖宗崇拜的理念，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礼俗原则的体现与观照，是农民的本体价值的体现。而从本体价值及信仰的层面展开对农民私人生活的研究，将大大拓展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进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并可能为中国农村政策提供有深度的意见和建议。[2]

　　此外，仪式亦具有传递社会记忆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社会记忆的表达形式。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集大成者当属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保罗?康纳顿的贡献在于其着力考察了社会记忆是如何传递的。康纳顿提出了社会记忆的传递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递和维持的观点，[3]他因此认为“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两种最重要的传递方式。康纳顿强调纪念仪式的作用，强调人的自身操演对集体记忆的作用。纪念仪式是要求社会群体记住集体的认同性，[4]身体实践是把习惯和认知结合起来，“不仅让操演者回忆起该群体认为最重要的分类系统；它也要求产生习惯记忆”。[5]这种经常性操演的用途就是要保证操演者形成记忆习惯，使群体共同记忆的东西能够得到认同并维持稳定。并且康纳顿还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社会记忆只有使得记忆能够传递才有意义，在传递中，纪念仪式和习惯性的操演非常重要，这是他从“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种两种具有操演性的方面来探究社会记忆的原因所在。[6]康纳顿指出，按时序重复举行的仪式尽管也是开始和结束的标志，但仪式上所展示的一切也向非仪式的行为和心理中渗透，“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7]他高度重视仪式在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为现实社会提供正当性和社群的认同，还在于它的记忆作用。在社会记忆的传递中，保罗?康纳顿认为身体的社会记忆是百分之百的重要，它是保证纪念仪式具有操演性的基础，而且远比后者广泛，只有身体的实践可以把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结合起来。[8]

　　前述学人对仪式的研究以及他们对诸类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的睿智与学识启迪了笔者。笔者选择了位于湘北的源村作为考察点，想通过考察源村丧事中迎客仪式的操演与实践，来探究丧事中的迎客仪式作为村庄社会记忆传递的表达形式及其过程，以及考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反复的仪式操演与身体实践，村庄社会记忆的稳定保持及其对村庄社会整合的诸项作用。

　　对于源村笔者是非常熟悉的，笔者生于斯，长于斯。作为读书人，村中的“知识精英”经常有意识地把村中的各种礼仪程式授之于笔者，期待笔者能传承“衣钵”，不致于使村中的记忆断裂。源村丧事中的迎客仪式很有特色，笔者曾数十次亲身参与过，对其比较熟悉。因此，对于这一仪式的考察，凭笔者的亲身参与和记忆以及村中“知识精英”的授业，笔者能从村庄内部的视野出发来考察这一事物，故能保证笔者考察的准确性。此外，笔者自大学伊始则一直生活在城市，以前对丧事觉得理所当然，但现在回过头来专门考察这一现象，则笔者又具有另一种由外及内的他者的眼光，因此也能保证考察的客观性。

　　二 源村丧事中的迎客仪式

　　源村中的丧事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许举行的。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才逐步恢复。源村丧事中的迎客仪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迎接一般的客人，一是迎接后家。法事开始后，亲朋好友从各地聚集而来开始正式悼念。一般近亲需要穿白色的丧礼服，头戴一顶尖角形白色帽子，这种帽子叫“耗”，所以，如果说某人可能有“耗”戴，意味着其可能有亲人要去世。各大陪宾（迎接和陪同客人的人）开始迎接这些前来悼念的客人。迎接的礼仪是非常严格的。这时死者的儿子和媳妇们便跪在棺材左下角附近的地方，低头触地。孙子孙女及更小辈分的孝曾孙、孝曾孙女们等等便按辈分分成几段（一个辈分一段）跪在屋外的路边上和地坪边上，低头触地，客人来时，这些人是不能抬头的。陪宾们亦按辈分大小分成几辈站成几段，也是一个辈分一段。然后首席陪宾（即主要的陪宾而且这些人的辈分通常比较高，是同姓中的大房）便双手端端正正地紧握一块用白纸写着“哀迎”二字的牌子上去迎接客人。所有来悼念的客人都会自备一串鞭炮，首席陪宾先接过客人手中的鞭炮递给专门负责燃放鞭炮的人，然后双手合拢成拳紧握着牌子对着客人们作一个揖，这叫“下礼”（如果是非常重要的客人陪宾就会带着孝家去下礼，孝家下礼是直接跪在地上朝客人拜一拜）。客人一般是先出左手，然后出右手再双手从外围合拢成拳朝陪宾作一个揖，这叫“还礼”。然后首席陪宾以同样的方式将客人迎至孝家中跪在地上辈分最小的人，首席陪宾此时便暂时退到一旁。这时其他陪宾中辈分最小的便迎上来对着客人作一个揖，客人同样作揖还礼，然后这一辈的陪宾便退到自己原来站的地方。这时首席陪宾再迎上来作揖将客人迎至孝家中更高一辈的人的面前然后退到一旁，此时更高一辈的陪宾迎上来作揖行礼，客人也同样作揖还礼，然后这一辈的陪宾退到一旁，陪宾中辈分越大的距离棺材越近，孝家的子孙们也是一样。迎接客人时是先迎他们中辈分最高的，然后次高的，依次类推。如此循环行礼一直到把客人迎至棺材前。

　　此时客人们便按辈分分成几排前后站好，面对棺材。与此同时原来负责放鞭炮的便把客人们带来的鞭炮点燃，客人们听到鞭炮响时便双手合拢成拳（与前文所述相同），朝着棺材里的死者跪下去拜四拜向死者行礼，然后松开拳站起，再握紧拳头朝着跪在棺材旁边的死者的儿子媳妇们跪下去拜一拜，以示还礼，然后站起来。接下来客人中辈分高的便上前去把这些跪着的儿子媳妇们一一扶起，说一些“节哀顺变”之类的安慰话，如果客人中与孝家是近亲属时说不定还会相互拥抱痛哭。此时首席陪宾再上来向客人们作揖并将其迎至客房由其他专门负责陪客的陪宾接待。客人中有些与死者生前关系甚亲或友好的也会跑到棺材那里把死者头上的手帕揭开看看死者的遗容，然后痛哭并对着死者诉说。这样，一整套迎客仪式才算结束。

　　丧事做了大约半天或一天时（即开始做事的当天下午，此时一般已是暮色降临），便开始迎来了整个丧事中最隆重的活动：迎接“后家”。后家也叫“龙山”，是指母方的亲人，亦即死者（不管父亲还是母亲）儿女们的外婆家那边的人，以母亲的哥哥和弟弟为中心，包括跟他们同姓的共一个祖宗的有关堂兄弟等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妻子及其后代（母方亲人中已出嫁的女性除外）。后家是整堂丧事中最尊贵的客人。

　　后家来时，他们会在离灵堂若一百米的地方开始燃放鞭炮，这是一个信号，以示他们已到。大家听到鞭炮声也知道这是后家来了。放鞭炮的同时，后家自备的吹鼓队打着一班“操头”（一种锣鼓谱）。此时首席陪宾便领着身穿麻衣、手拿哭丧棒的死者的儿子媳妇们并一班吹鼓队等前去“下礼”，走到后家跟前时，孝子、孝媳们一齐跪下叩首，后家中的辈分最高的将他们一一扶起，大家都痛哭着。下完礼后，孝子、孝媳们各自回到原处，跪在棺材旁，首席陪宾与孝家这边的吹鼓队留在那里陪着后家，两边的吹鼓队一起打着“操头”。孝家这边的人则沿着路边一直延伸到棺材处全部跪着，低头触地。跪的次序除按辈分外还要按男女分成若干段，最接近后家的是辈分最小的女性，然后依次排列，同一辈的女性中已嫁出去的女性要离后家近些（平时她们与其丈夫一样是不参加迎客的，但接后家例外，当然它们的丈夫则自始至终不参加此类活动），与她们相连的是同辈未出嫁的女性，然后是媳妇。这样最后一段靠近男性的便是孙媳妇。然后是男性按辈分分成几段排列，孙子则在末端。后家那边则也是与孝家这边一样按辈分高低、男女有别的次序前后站好，走在最前面的便是他们中辈分最高的男性。接下来便是最隆重、庄严和肃穆的迎接仪式正式开始。一切准备就绪后，孝家这边的人便会燃放各种爆竹，五花八门的鞭炮，甚至还有“大铳”等响彻天空，天空中则是色彩斑斓的爆竹等炸出的花纹图案，再加上两边的吹鼓队打出的“操头”以及孝家从法师中抽出的部分吹唢呐的奏出的阵阵哀声，甚是悲戚。孝家这边的则跪在地上痛哭，即使不那么伤心的此时哪怕是做样子也要装者哭。陪宾们则与前文所述的迎客礼节一样，迎接客人，每到一段孝家所跪的人那里便要作揖，如此循环往复，一直将其迎至正房中。然后后家便围着棺材转一个圈，此时后家中与死者亲近的人早已开始了哀哭。一个圈转完后，后家便按辈分高低（此时则不分男女）在棺材前站成几排，然后则与其他客人一样下跪向着死者拜四拜，再起来然后又跪下朝着跪在地上的还礼。再由陪宾们迎至客房。到客房以后，有人会给后家们倒好洗脸的水，此时首席陪宾和一个拿着锣鼓的人便带着弯着腰拄着哭丧棒的孝子们缓慢走进来，拿着锣鼓的敲两下锣鼓，首席陪宾说声“孝子细”，孝子们便跪在地上一叩首，后家那边的人则会齐齐站起，一起说“高升，高升”，然后孝子们便站起来。于是后家们便开始洗脸。过一会招待后家的酒席安排好后，首席陪宾带孝子们仍重复刚才洗脸时的礼节，然后后家们开始吃东西，到这里整堂迎接后家的仪式即告结束。

　　三 对源村丧事中迎客仪式的解读

　　源村的丧事中的迎客仪式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独特的社会现象,它体现出来的是重人伦的观念以及其实践着古人所说的“慎终追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礼俗原则。

　　仪式是个象征体系。丧事中的迎客仪式亦有其自己的独特的象征意义。象征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因此仪式又是一个意义体系。人是生活在意义中的。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意义世界，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就是生活在生活世界中，人在意义世界中的意义在生活世界中的现实表露手段就是仪式等行为活动。孝子孝媳们穿的麻衣，手拿的哭丧棒，近亲穿的白色丧礼服，戴的白色的耗等都能传递出亲人已逝的悲痛，整个丧事中的黑白两种色调即使是一个不知道的外人看起来也能体会出哀伤。正如康纳顿所指出的，仪式的效用不仅限于仪式场合，但是，在仪式上所展示的一切，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尽管仪式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自己的范围，但似乎也有渗透性。仪式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他们对于其他非仪式性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1]

　　康纳顿认为仪式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形式主义，一是操演作用。[2]对于源村丧事中的迎客仪式，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它肯定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实际上是被固化并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被所有熟知这一形式的人反复操演。即使不知道的也会从各自的父母那里学到或者通过观看别人对这一形式的具体的反复的操演习得。丧事是无数次的，只要存在着人类在这个村子，丧事就不会断接。每次丧事中对于迎客仪式这一套礼仪程式都会经过无数次的操演，重复的无数次的操演必然会不断延续过去。

　　丧事实际就是村庄社会记忆传递与表达的方式之一。而丧事中的这种迎客的礼仪程式则是表达的内容之一。迎客仪式中我们看到的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间，这本身就是村庄自身内生的一种社会秩序并且其在反复的作揖下礼与还礼中得以将之强化。作揖下礼以及朝死者的跪拜是一种体化实践，而通过这种体化实践人们可以知道各自传递出的信息。而且人们在这种实践中会共享固定的记忆，即使下次又有丧事人们也一样知道该怎么做。这其实正是儒家以“礼”来规范和控制社会从而使之和谐的学说的恰切诠释。《礼纪?曲礼》中写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樽、节、退、让以明礼”。[1]“礼”的原本意义就是群体规范并且能够被群体所认同和遵照。儒家所谓之“礼”，正是“过去”的社会记忆和过去规范的象征符号以及对“过去”的延续。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丧事是不允许举行的，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恢复后丧事开始重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什么恢复后还能重新举行呢？就是因为社会记忆的链条并没有断裂。为什么社会记忆的链条没有断裂呢？就是因为人们是在仪式中反复操演与实践将记忆固化了的，甚至把仪式的实践习惯化了，这种习惯化的仪式实践所传递的记忆并不需要文本的传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传递方式，并且这种固化成了一种身体无意识，这种身体无意识实质上成了一种深层的心智结构，一旦结构化了就很难轻易变化或断裂。所以，恢复后的礼仪程式也能与先前一样并仍然能为人们所反复操演与实践。因为人是活着的。而且人是活着在一个意义系统中的。外面的强力或者制度安排并不是很容易扭断记忆的链条。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丧事仪式的操演与实践使丧事中体现出的源村村落自身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得以传递与表达。在这个村落里，孝是一种美德，丧事礼仪是后代子孙对长辈的最后的一种尽孝的形式。孝已内化为源村人的一套内在行为规范，它具有约束力，一个不孝的人在源村是会受到舆论的排议与谴责的。在这里笔者并不是想讨论这种形式是否迷信而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它的社会控制作用及其整合功能。在一个村庄里，怕的不是迷信，怕的实际上是村庄中的人什么都不怕。毛主席曾经坦率地指出丧事仪式对生者的巨大作用 “村里死了人, 开一个追悼会, 寄托我们的哀思, 使全体人民团结起来。”，这是追悼会的作用，追悼会实际就是丧事的一种形式，我们所关注的不应限定于某一种形式，每种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源村是一个差序格局非常典型的村庄，因之村庄内部的村序传统保持得非常好。这种仪式在把村庄中的社会记忆传递给在世之人的同时也促成了村庄中群体的核心认同。这种认同模式是先以孝家为中心的，然后扩及至他们的亲戚，邻里和朋友。孝家自身会认同自己作为死者的后代是一家人，孝家的亲戚则会同样觉得他们与孝家一起也是一家人，同姓的房支则会认同自己一起共有的祖宗也会觉得是一家人，邻里和村中的人通过这种丧事的操办会意识到大家是一个村的人。这样大家都有认同的核心。可以是家，可以是村，认同一个群体也就必然认同群体中的规范因此群体对群体中的个体也就有控制与整合作用，而这一切则在每次的丧事中的无以计数的重复与传承，更加容易在此基础上使之长久固化。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J]．读书，2006,(11)

　　[2] 刘朝晖．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6)

　　[3] 王纪潮．有选择的社会记忆[J]．学术评论,2006,(5)

　　[4]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